我的性革命 /Julie Bindel

My sexual revolution

三十年前,一群激進的女性開始宣稱,所有的女性主義者都應該成為女同性戀。朱莉‧賓德爾(Julie Bindel)說,這種思想改變了她的人生。

原文/Julie Bindel (The Guardian) 翻譯/廖愛晚 (原載同語)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利茲(Leeds)一群被譽為革命派女性主義者(revolutionary feminists)的女同志,做出了一個令我和其他許 多女性都深感共鳴的舉動。她們號召所有的女性主義者都擁抱女同性戀生活。她們鼓勵異性戀的姐妹把男人「從床上和腦袋裡」趕走。這引起了一場爭論,這場爭論在1981年的小冊子《愛上敵人?》(Love Your Enemy?)出版之時達到高潮。這是一場異性戀女性主義和政治上的女同性戀主義之間的爭論。對此,革命派女性主義者寫道:「所有的女性主義者都能夠而且應該成為女同性戀者。我們對政治上的女同性戀者的定義是:一個不和男人發生性關係的自我認同是女性的人。它並不要求一定要和女人有性關係。」

一石激起千層浪。《愛上敵人?》所激起的反響不但強烈,而且有不少是負面的。儘管得到了部分激進的女性主義者的贊同,很多人因為被指為「反動的」而大為光火。這一主張也削弱了女性通過「睡男人」而獲得解放的努力。《愛上敵人?》的主要作者希拉‧傑弗里(Sheila Jeffreys)說,這本小冊子遭遇的反對「甚至在女同志當中也相當驚人,一些人對這本書的寫作團隊心懷怨恨,因為這本書把她們暴露在了憤怒的異性戀女性主義者的敵視之下。」

這本小書的爭議性是意料之中的。「我們認為一個真正的女性主義者除了放棄異性戀的生活以外別無選擇。」這本小書寫道,「只有在男性霸權的壓迫體制中,壓迫者才會侵入並且殖民被壓迫者的身體。」它還宣稱,插入「不僅是一種像徵,其功 能和效果是懲罰和控制女性」。

蒂娜‧考克特(Tina Crockett)是聚集在約克郡寬谷(Yorkshire Dales)的一間度假小屋中寫作《愛上敵人?》的團隊中的一員。她表示,該書不僅因為宣稱女同性戀可以是一種選擇而引起了爭議,它對於男人就是敵人的暗示同樣導致了激烈的爭論。「我們挑釁地向一些異性戀女性主義者發問, 為什麼她們和這個或者那個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們回答說,我的男人還不錯。她們拒絕正視這個事實:一些男人的確憎惡女性。」

艾利森‧加斯維特(Alison Garthwaite)是該書的另一位作者,她堅持這本書原來的主張。「性不是由與生俱來的基因決定的,」她說,「它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並且同時受制於你的環境和你的選擇。」雖如此,加斯維特仍然重視異性戀女性主義者在女性主義中的地位,她們的角色不是可有可無的。「或許 最初的版本暗示異性戀女性主義者毫無助益,所以大可棄之無憾,但是,我並不這樣認為。」

考克特和加斯維特都明白這本小書為何惹得眾怒。「這本書的觀點是對不得罪人的女性主義慣例的顛覆,」考克特說,「這種慣例縱容異性戀女性主義者偏愛男性而非女性卻不因此而受到批評。」

這本小書的出版是英國婦女運動中首次將性視為一種選擇並且公開討論。許 多女性主義者僅僅把性作為一種個人慾望,女同性戀可以成為一種政治選擇的想法對於她們來說是「冷血的」。「她們相信一個人不能選擇性傾向或性感覺,而只能被它們征服。」傑弗里說,「一個人可以接受自己的性傾向或者為之掙扎,但卻無法製造它。」

女性主義作家碧‧坎貝爾(Bea Campbell)是《愛上敵人?》的眾多批判者之一,她認為,比起讓女性對男人完全絕望,檢視異性戀關係中男人的所作所為才更為重要。「政治上的女同性戀的提法簡直瘋狂,」她說,「它抹除了慾望。它建立的基礎是對男性的恐懼而非對女性的愛。」另一位女性主義評論家、學院派的林恩‧西格(Lynne Segal)也支持異性戀關係。「對我來說,七十年代早期進入女性主義陣營的「政治上的女同性戀主義」只是一小撮先鋒女性的姿態,」她認為,「她們的姿態是可悲的,因為並非所有的男性都是敵人。」她還補充說,媒體利用《愛上敵人?》來貶低整個女性主義,「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我們的惡感,無論當時,還是從那以後。」

儘管不乏對其觀點嗤之以鼻者,還是有不少女性對這本小書字字入心。這本書使用流光溢彩的語言來描述女同志生活,而在七十年代,出櫃的女同志遭受著相當的歧視和排擠(就在昨天,《太陽報》還在關於冰島過渡時期總理的一則頭條新聞裡使用了輕蔑語lesbo)。一些女性拋棄了男友或丈夫,因為她們深信:「做一個異性戀女性主義者無異於在納粹佔領區的一個白天毀橋、夜裡修橋的抵抗分子。」

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則覺得這本小書直接道出了我們業已存在的感受。政治上的女同性戀主義的反駁者認為,「真正的」女同性戀者僅僅是受到了對女性的慾望的驅使,而不是做出選擇,拒絕男性和異性戀關係。但是對我來說,我的女同志身份是和我的政治觀點、和我反對性暴力的鬥爭從本質上緊密相連的。

當我在達靈頓(Darlington)一座經濟互助委員會提供的住房裡長大時,我所面臨的期待是嫁人、成家、生小孩。誠實地講,這種想法讓我毛骨悚然。我的周圍有許 多男人──我父親、兩個兄弟──我還在很小的時候就熟睹了家庭暴力、兒童虐待以及各式各樣的不幸,它們像一股怪戾的能量從周圍鄰居的房子裡放射出來。我也受夠了各種各樣的苦差事。當男人們在外面豪飲、垂釣或者享受其他消遣的時候,女人們被困在家裡,為他們煮飯、洗衣、看孩子。對於女人來說,投身異性戀關係無異於被宣判徒刑。

15歲,在有過一個不當真的男友之後,我宣佈自己是一個女同志。三年之後,我前往利茲尋找那些我曾經聽說的令人生懼的女性主義者,我加入了一個反對色情文學的團體,並最終結識了革命派女性主義者。她們邀請我參加關於異性戀關係的討論,她們對於這種主流性別文化的批判讓我覺得很有道理──畢竟,我童年所知的女性當中,無人因為異性戀關係而受益。她們告訴我,女同志生活是可以做出的一種選擇,而非一種我們與生俱來的境況。當時的說法是,「所有女性都可以成為女同志」。我選擇了自己的性,這讓我感覺很好,我不是像很多別的女性那樣,為之感到羞恥或者悔過,我為之自豪,覺得它是一種優勢。

許 多在七八十年代擁抱了政治上的女同性戀主義的人至今仍對之深信不移。例如對傑弗里而言,《愛上敵人?》中的論述現在和三十年前一樣中肯。「我們選擇成為女同志,因為愛女性並且為之鬥爭是我們生活的核心,而且對我來說,永遠如此。把我們的工作時間全都奉獻給婦女解放,然後回家,服侍男人,這是完全說不通的。」考克特也表示,她仍然堅持這本小書中的觀點,但同時也希望它不曾僅僅注意到異性戀關係的陰暗面。「我們當年應該這麼說:來吧,海水很宜人呢!因為實際上,作個女同志真是很有意思的。」

對我來說,政治上的女同性戀在本質上一直是有道理的,因為它支持了性是一種選擇的觀點,我們不因為我們的基因而背負一種特定的命運。同時,我認為成天和男性暴力相抗爭是一種困苦,和一個晚上才出現的陌生人同床共枕是一種不幸。因此,能夠和女同胞們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和她們建立一種強大而富有激情的維系,但卻拒絕和她們有私密關係,而只把這種待遇留給男人,一些女性主義者的這種做法是我所無法理解的。

我認為現在是時候讓女性主義者們重啟關於異性戀關係的討論,並且重拾對政治上的女同性戀主義的關注。在我們所身處的文化中,強姦仍然是一個日常的現實,而女性居然為此遭受譴責,因為在異性戀文化中強姦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家庭暴力對於不計其數的和男人處在關係中的女性來說,仍然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慢性病。女性被告知要熱愛她們的壓迫者,而作為女性主義者,我們的使命正是終結這種屬於男人的先天特權。來吧,姐妹們,你知道這是正當的。不要再假裝你認為女同志們屬於一個少數派俱樂部,加入這個群體吧,你不會後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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