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化的死刑-被遺忘的男性暴力系統 /依凡斯

死刑存廢業已引起大多數人的關切。關於擁護死刑的理盲之處,已有諸多相關討論。至於廢除死刑屢遭指控的「濫情」,某程度似乎也不遠矣。在此不懷疑廢死所代表的人權與正義價值,但若以維護人權與要求正義的立意出發,廢死顯然只是其中的一隅,當我們探討一個暴力的系統卻全然著眼於廢死,勢必有些人將在連番激辯之中遭到遺忘。

其實,死刑更接近一項男權議題。死刑是高度性別化的,2003~2014年之間,在台灣總計有85人判決死刑定讞,其中只有2人是女性。(1)

關於廢死的討論經常聚焦於諸如冤案、國家是否有權利決定人的生死、一個死刑犯是如何被社會養成等等主題上面。我滿肯定這是大部分人都能了解的問題,不過,死刑所以引起關切,出於大多數人關心的其實是如何避免相同的暴力一再發生。顯然這不是廢除死刑能夠辦到,更不是一再強調「死刑無法解決問題」便能消除的疑慮。因為失能的司法只是體系的其中一環,這整個暴力的體制如何製造出以毀滅他人來表達感受的(男)人才是最根本的因素。

邊緣男人的悲劇

「死刑…只會成為這些走投無路的人一個『救贖』的管道。而你我都是造成這些『邊緣人』的共犯…」(2)

好比那些被國家逼得走投無路、只能上街抗爭的民眾,談到廢死,被邊緣化的人們如今成為最受關心的對象之一,彷彿頓時賦予廢死的支持者人道與正義的光環。有些人甚而全然將之視為國家體制下的受害者,好比昨天我讀到的 (給鄭捷的)一段話:「知道你在小時候,心就死了。要不是你發出很大的呼喊,我不會被震醒…」

這類心死的人兒或「邊緣人」都具有一種共同的「中性」特徵,但事實是他們全部都是男人。誠如我在前文所述,男人佔據死刑犯當中壓倒性的多數。社會上無疑有許多「心死」之人,這並非男人的專利,但顯然只有男人選擇以消滅他人生命來表達他的憤怒,女人則鮮少如此。

或者應該這麼說,男人的挫折較易被體恤的現象與廢除死刑的訴求各自在彼此身上找到壯大的泉源。這些「被邊緣化男人」勾起許多不滿社會體制的人們切身的經驗與共鳴,邊緣男人的遭遇彰顯出這個體制的暴力,成了映照出社會病態的功臣。與此同時,在暴力中受害的女人消失了,邊緣化的女人也消失了,男人成了社會悲劇的主角,引得無數人們唇槍舌劍,行文辯護他們的權益。

男人迫切的權益

鄭捷生前曾撰文指自己有人形廢物之感,關心他被踐踏權益的呼聲登時蔚為風潮。我感到很納悶,在受刑人權益成為一種正義的時候,沒人發現那道傷痕仍然等待著彌補。受害者的家屬被遺忘了,假如他們在創傷中活得如行屍走肉時該怎麼辦?如果從前他們也有過被體制排擠的經驗呢?這些話題不在鎂光燈下。

如今受害者家屬唯一會被大眾討論的,似乎只有他們在媒體前的態度,放下?或無法原諒?觀眾彷彿等待的是他們可圈可點的表現-「真理性與冷靜,媽媽沒有陷入仇恨,並且選擇原諒。」「這對父母多麼痛徹心扉!司法要還他們公道!」

關於受害者家屬應得的補償,以及我們該負起甚麼責任;關於無數女人與兒童仍然易於成為暴力的受害者;關於這些死刑犯當時選擇侵犯他人的權益來發洩的事實,都被淹沒在「人權與正義」的討論中;受刑人的權益、失能的司法、一個被邊緣化男人前半生的悲劇。顯然這不是在討論每個人的人權,只有男人的權益能夠引起數以千萬的目光。

一個男人何德何能,當女人與兒童深受暴力所害,所有人卻熱切討論他該生,還是該死;一個男人何德何能,他是否能教化比受害家屬的補償還引人關切;一個男人何德何能,當他成了刑場下的亡魂,人們衷心憐憫著他短暫的人生悲劇,忘卻了有些人因此終日行屍走肉地活著。

你手上的鮮血來自男性暴力

「還有很多無助的生命在社會漂流,因為佈滿著恐懼。而且不會因為執行死刑而更完好。…我們的手上都是鮮血。」-引自網友

的確如此。執行死刑不會使情況好轉,但廢除亦然,出於侵犯別人的生命不見得會招致死刑。因此,司法體制在這種暴力體系當中僅僅扮演一個配角的事實便顯而易見,自然,我們手上的大部分鮮血就不是來自死刑,反而,是來自一個縱容男性暴力的系統。

根據法務部統計,2008~2012年間因暴力犯罪 (殺人、重傷、強制性交、強盜等等)而入監服刑的男性總計11914人,占了總人數12560的94.86%。(3) 我們要做出這些男人都是受盡挫折的邊緣人,或是絕大多數的邊緣人都是男性的結論嗎?當然不是。

實際上,所謂「邊緣人」的修辭顯然是順著近期的案件而興起,它只適用於少部分的案例,如果談到諸如打死鄰居母女 (4)、姦殺女學生的計程車司機 (5)、打死情婦及其女友的警官 (6)等等,我們很少聽說這些男人從前的人生悲劇,他們也不會成為論述的寵兒,更別說是85名死刑犯中僅有的2名女性。

打從男人開始認識這個支配/從屬的性別系統之際,就不斷接收著暴力行為是被允許的訊息,甚至某些時候,暴力還是被鼓勵的。他們也逐漸了解,必要的時候可以使用暴力來表明自己的地位,無論是對同性或異性,甚而,如果藉著暴力來宣洩不滿,便可以要求到一些對他們優越感的慰藉。

死刑犯是社會製造出來的,但他們某層面的受害不會抹滅這些男人所以行兇,同時因為社會賦予他們支配的地位。男人可以連續殺人來表達他們的積怨,還有大批「進步人士」憐憫他們受挫的童年;女人的積怨則被習以為常,因為她們的受貶抑已經成了家常便飯,頂多在她決定放下、原諒時會被評為可圈可點。

有幾個女人因為憤世去隨機殺人或殺童?現在又有幾個人沒把焦點放在男人的邊緣之苦 (而不是他們使用的暴力),會去看看受害的女人與兒童呢?

(1) 法務部,〈死刑定讞及執行人數〉
(2) 蔡昆儒,〈內湖女童慘遭斷頭──鄭捷事件兩年後,網友難道沒有發現無論怎麼高喊執行死刑,都無法解決隨機殺人案嗎?〉
(3) 法務部,〈新入監暴力犯罪受刑人統計分析〉
(4) 蘋果日報法庭中心,〈王秀昉打死鄰居 再殺3歲女童〉
(5) 今日新聞社會中心,〈姦殺女國中生又性侵自己女兒 曹添壽無悔意2槍伏法〉
(6) 東森新聞雲社會中心,〈死囚槍決/情婦愛上她 警官王裕隆亂棒打死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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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則留言 追加

  1. David Chou 說道:

    此文將死刑存廢連結到性別議題的用心值得看定,但可惜的是,作者忽略或混淆了「死亡的絕對暴力」和「死刑」之間的本體論關聯和意義,因而得出了主張廢死就是對(邊緣)男性暴力系統的縱容和同情的結論。事實上,正是死亡的絕對暴力性使得死刑本身的執行反而變成為對加害者暴力的意識承認並在毀滅的手段上予以重複的過程。而且,作者更沒有想到的是,死刑的執行本身恰恰就是她所質疑的以暴力來宣泄及表達憤怒情緒的一種濫情方式,僅管這種情緒不是出於個人的而是集體的民怨。並且,她所論斷的「司法體制在這種暴力體系當中僅僅扮演一個配角的事實…」完全就不是個事實,相反的,司法和死刑本身就已經是一個男性中心的暴力積極表達系統。如果作者不要只看國內的數據,就會發現到這個地球上還有數不盡的女性正在遭遇著死刑和各種殘忍酷刑對她們的威脅,而這些女性的受苦與受死絕大多數卻不是出於自身暴力的原因。誠然,「死刑本身」可能是性別甚至是階級的,但對「死刑的廢除」卻是超越性別和階級而有其普世意義的。作者對此完全混淆和顛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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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進女性之聲 說道:

      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莫非我的用字遣詞如此難以了解,以致此篇文章迄今被作出諸種「主張廢死就是對(邊緣)男性暴力系統的縱容和同情」、「為死刑犯發聲就是為男性開脫壓迫女性的行為」的結論。這不但與文章所述完全不符,還是一種扭曲。

      我懷疑一個沒有明顯表態的人是否都會被打為支持死刑的同路人?在此我似乎得到驗證了。我並未在原文主張死刑較為合理而不涉及壓迫,反之,我同意死刑是一種父權的手段,惟本文的主旨不在論述它的父權與否,而在說明廢死的倡議之中所忽略的族群與男性暴力。憑空作出我「沒有想到死刑的執行…以暴力來宣泄及表達憤怒情緒」的結論,同樣的,還是一種扭曲。

      接著,請問司法體制是暴力體系的配角「完全不是事實」的推斷從何而來?即便你認為司法與死刑是男性中心的體系,你必須論證它是整個暴力體系的中心而不是配角。在一個支配/從屬的性別階級系統當中,男性暴力的養成並不「主要」藉著司法與死刑來達成,當一個男孩正開始要建立起認可暴力與厭女的認同,莫非是司法與死刑扮演推手嗎?顯然不是,你頂多只能指稱它們是強化男性暴力體系的一環。

      其次,我們談論的是台灣的狀況,描述本地討論廢除死刑所使用的說法是最貼近現實的。台灣當前的死刑犯與暴力犯罪有絕對的關係,這點無庸置疑。因此你在此背景下討論死刑,勢必是在討論這些男性的權益,並不會突然影響了一些未被判刑卻正蒙受暴力陰影的女人們。

      另外,當你試圖說明台灣的司法暴力與廢死的關係時,試問你會援引「有許多穆斯林女性正遭受石刑」來為自己辯護嗎?台灣沒有石刑,更沒有穆斯林女性在台遭受石刑,如果你論述的是廢除死刑之於全球的積極意義,或許這會是較理想的例證。同樣的,當台灣人關注於遭判死刑的邊緣男性的處境時,顯然也不會有人認為這對遭受石刑的國外穆斯林女性有積極的幫助。

      本文試圖說明的是,廢死與減少男性暴力基本上是兩回事。你可以指稱廢死 (之於全球)有「超越性別和階級而有其普世意義」,但在台灣它顯然是一個男權問題,廢死在台灣幫助女人超越性別和階級嗎?事實是,女性死刑犯極為稀少,當你討論到消除男性暴力,對女人的權益才有積極的意義。

      最後,當廢死的價值與意義被援引來為一個暴力犯罪者幾乎全是男性的區域聲張人權與正義,它就主要是在為男人爭取權益,不會因為它預設的性別中立就造福女性。若你在這個背景下一再強調它的「超越性別和階級」,只會使你的陳述距離事實愈來愈遠。 /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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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David Chou 說道:

    如果你覺得我誤解或扭曲了你的說法,這點我不敢說沒有,畢竟每一個文本從它誕生之初就已無可避免地要承擔遭到誤讀的風險。然而,如果我有任何的誤解或扭曲,或許也和你文章推論中的諸多矛盾和困難有關:

    1 首先,在你的標題「性別化的死刑」中,既然以經肯認了死刑與性別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但又在死刑的存與廢中進行雙面的否定,以致在中立化中反而讓副標「被遺忘的男性暴力系統」成為獨立或是超然於主標的另一性別的結構。如此既要建立性別與死刑之間的關聯,但同時又要在男性暴力系統的「另一戰場」中抹去性別與死刑的關聯,這當中的弔詭不免讓人產生無法理解而不得不加以揣測性閱讀的困難。

    2. 其次,如果你直接談論「男性暴力系統」而沒有同時指出承載此一暴力系統的物質條件及社會生產關係有哪些,不免有過於抽象而唯心是問之嫌。吾人認為,此一男性暴力系統必然有其物質且可見的權力運轉機器作為其支撐,否則它便不能真正發揮其實質的作用,而此一作用首先就體現在國家機器的實質存在和其意識型態的象徵意義上。而司法體制本身一方面作為人心教化的國家意識型態機器,一方面又作為國家鎮壓的機器而賦予自身合法的絕對暴力(無論是個人殺人或國家殺人,死亡都是無可回復的絕對暴力),因而它也就佔據著國家教育(學校)與國家主權宣示(透過懲罰或死刑宣示國家支配和統治的絕對權力)的雙重主體中心位置。因此,光是指稱男性暴力系統是由「社會所養成」是不夠的,還必需指出承載此一暴力系統的實質內容「物」有哪些,否則就會給觀者以空賣空或打稻草人之嫌。司法體制作為國家機器不僅只是強化了支配和宰制的暴力體系,它甚至就是此一暴力體系的直接觀念生產和輸出者。

    3. 再者,台灣也不能直接抽離其全球性的政治脈絡而直接談論其地域的特殊性,彷彿男性的暴力系統僅僅只是台灣才存在的問題,而台灣的死刑存廢問題則同樣也可超然獨立於此一議題所形成和發展的全球歷史脈絡。妳可以從台灣極片面的樣本數中看出死刑與性別之間的關聯,但卻無法從中得出死刑到底是有助或無助於消解此一男性暴力體系的結論,除非妳還能從台灣之外已廢死的國家中取得更多數據樣本來佐證你的推論有效性。不過,基本上,吾人對數據從來都是採取不信任的態度,數字本身是中立的,但數據樣本的產生和解釋過程卻未必是中立和科學的。但吾人就前述司法體制作為國家意識型態和鎮壓的機器來說,不管是死刑本身還是被處以死刑的殺人犯,其毀滅個人生命的動機、目的和效果都是來自同樣的暴力邏輯和結構。因此,如果說死刑犯是整個社會的男性暴力系統所產生的結果,那麼死刑本身更是此一男性暴力系統的國家化和絕對主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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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進女性之聲 說道:

      1. 縱使文中並未清楚表明我對死刑的立場,無疑也沒有「否定廢死」。希望你在提出這種論斷的同時,也必須舉出我究竟在文中何處否定廢死。無論在原文或上一則回覆中,我都已說明死刑定讞者絕大多數都是男性,即使廢死的主張意在發揮人權與正義的功能,但在它主要觸及的對象幾乎是男性時,現階段所能喉舌的也就是男人的人權。針對你指出的「雙面否定」這點,我想已無須再解釋。

      在前一則回覆中,你已經指出死刑與男性暴力系統的關聯,但你顯然忽略了一件事情,一種消除男性暴力部分體系的主張不見得與女性的權益有直接關聯,甚至,你可能在針對這項議題極盡強調的同時,再一次落入男性的權益相對於女性比較容易受到重視的狀況內,這種狀況一樣是男性中心的體現。舉例來說,徵兵 (在此且不論整個軍事制度)其實是一種男性暴力系統,許多男性的權益在其中受到侵犯這點無須贅述,你可以主張對徵兵制的批判是一種對男性暴力體系的挑戰,但此制直接影響的不是女人。

      同樣的,當廢死的論述主要觸及的對象多是男性時:第一,極少數女性死刑犯的受益不會抹去這主要影響的是多數男性死刑犯的事實;第二,當大多數關注人權者傾力在強調一個主要在爭取男性權益的行動時,在暴力犯罪中的另一面,受害者 (其中很多是女人與兒童)被關注的機會也就受到限制。而即使你積極主張廢死是消除國家的暴力,也無法證實這對消除男性暴力犯罪具有積極作用。換言之,廢死即使原本帶有超越性別的色彩,在一個男性權益較容易被覺察的脈絡中,其論述還是可能複製男性中心而忽略女人。

      2 物質條件在性別壓迫的構成中確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不過(1) 「國家機器 (包含其下的司法體制)」的影響力在所謂「權力運轉機器」的討論中經常被不斷放大,彷彿一個男性優勢與男性暴力的系統主要都是由國家機器所構成。(2) 顯然這架男性權力的運轉機器構造不是只有國家,它也包含文化、經濟、種族等互相影響的因素。

      國家或司法無法全面控制每個人的行為,例如,色情文化助長男人的暴力是國家或司法積極導致的嗎?此外,一個人最初接收的階級觀念也不會晚至「學校」階段才發生,社會施加的性別階級框架並不是國家或司法的一環,例如從母姓者極鮮,你已經無法完全歸咎於法律因素。對男性暴力的認同更可能發生在對於含有男性優越訊息素材的接觸,例如大眾娛樂產物、充斥厭女訊息的科學甚至醫學等,這些都不隸屬於國家機器。你可以說國家機器能夠管轄大眾娛樂、科學與醫學,但它並不(主要)生產這些東西,你只能肯定它會強化這個男性暴力的系統,但無法否認還有一個外於國家體系的男性優勢文化存在,是它形成了國家機器,也滲透入經濟與各種文化中交互作用。

      國家機器作為觀念的生產與輸出者,與它強化男性暴力體系的說法並不衝突。它作為男性優越的一環,自然會承襲這種文化,體現男性優越。

      3. 我仍然認為你執意在此強調「全球性」是非常詭異的。你如果將廢死放在全球的脈絡來看,它當然同時倡議著女人與男人的權益,如同你舉例某些區域女性遭遇的酷刑,但與此同時,例如在美國,獲判死刑的同樣絕大多數是男人。但事實是,區域性地倡議廢死顯然不適用全球性的概念,即便打著這種概念,進入區域的範圍之後,它可能也只能體現部分的意義。你會援引「阿富汗女性私奔遭處石刑十分不人道,因此台灣也必須廢死」嗎?更別說不會出現「台灣也必須廢死才能保障阿富汗女性權益」。廢死即使是全球性的,死刑卻有地域的特殊性,且它只在國家範圍內行使。

      我根本沒談到「死刑有助或無助消解男性暴力體系」。我相信廢死對此有所幫助,不過前文已述,當它恰好主要牽涉男人的權益而為眾多人竭力呼籲時,仍然沒有脫離男性中心。當你想消除一個暴力的國家體制卻因為自己的男性中心陷入對男性權益的側重,這點難道要怪罪回國家體制嗎? /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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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David Chou 說道:

    你每次回應的重點實在太多太分散,讓人很難聚焦和一一去回應,如果你覺得是我誤解了,那就是我的誤解了。但我仍必須補充說以台灣死刑犯的性別比例來證成當下的死刑討論主要只牽涉到男人的權益是不夠充份,也有過份化約的暴力之嫌。因為一個人是否被判死刑,除了性別也包括精神醫學、政治、階級和種族等等其它多重決定的因素,而受害者也不僅僅只涉及婦幼,像是殺害雙親的蔡京京(但因為從小功課好而最終沒被列入到你的死刑數字中)。再說,難道當下死刑的人權討論果真僅適用於男人,而不適用於媽媽嘴的謝依涵,如果她最終也被判死形的話(但殺害兩個老人會比殺害雙親的罪刑更重嗎?)。女性被判死刑的比例低,也可能是父權社會體系下女性和兒童往往被視為國家的財產而不是獨立完整的「人」來保護並給予更多寬容的結果,當然這僅是我個人的臆測,並無可靠的數據和社會理論的根據,在此僅作為某種陰謀論的不大營養的參考。但無論如何,死亡是無可回復的絕對暴力,不管是對受害者還是加害者,男性或女性。只有廢除了企圖叫我們全部都閉嘴的死刑,暴力中的性別因素才能真正浮顯出來並被我們公開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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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進女性之聲 說道:

      我每次回應總能得到一些新的指控:第一次是「混淆」;上一次是「文章推論中諸多矛盾和困難」(我想諸點已經說明清楚);這一次是「重點太多太分散,很難回應」。我自認已詳細回覆你每一次的質疑,你覺得很難回應我,我能說甚麼?

      當下的死刑討論主要牽涉男人的權益,這是事實,且是很容易了解的邏輯。在台灣絕大多數的死刑犯都是男性,因此我們在談的就是數十名男性與一名女性的權益 (無論它以甚麼為名),這件事實不會因為有謝依涵或林于如就改變,也不會因為將來也許會有女性被判死而改變,現在的數字「就是」如此,而近年來一直是男性死囚居大多數也是事實。此外我們有聽說林于如從前的人生悲劇被拿來支持廢死嗎?或是寫詩作詞憐憫她的悲慘遭遇?至少我沒看見。

      你舉蔡京京為例不免教人反問:難道沒有男性因為成績好而逃過被判死刑嗎?是否有男性因為經濟能力較好或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能夠行賄而逃過死刑?這些物質條件給予男人的特權在此是否具影響力,這時候你倒遺忘了。

      你已經說明你提出的理論目前並沒有根據,不過假如這點屬實,反而更是證明廢死主要是一項男性議題,因為國家對女性較寬容,較易判男人死刑。不過事實是,無論精神醫學、政治、階級與種族,男人暴力犯罪的比例高出女人太多,其中也包括殺人罪,你可以猜測諸種「寬容」、「成績好」,但數字顯示男人犯殺人罪的較高比例,必然是導致遭判死刑的其中一個因素,這是你無法否認的。

      廢除死刑可以讓40多個人免於絕對暴力,請你記得其中只有一位是女性。未被判死的男性暴力犯罪者人數依舊是女性的十餘倍,請你記得暴力中的性別因素現在就已非常明顯。如果你認為這需要廢死才能明朗,請提出你的理論說服眾人。 /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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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avid Chou 說道:

    如果你是要以數量來決定一件事實,那這世上的許多複雜爭議也確實都立刻變得簡單了,比如以民調來決定死刑與否的政治正確。並不是我每一次都要對你做出新的指控,而是你的基本預設和論證過程本就充滿曖昧和模糊空間,我只能擇其中我認為比較關鍵的問題來提出意見,但妳的回應本身又會不斷產生更多其它的問題或重複我本來認為可以不用提出的問題。比如當你在回應中說出「當下的死刑討論主要牽涉男人的權益,這是事實,且是很容易了解的邏輯。」這當中所謂的事實和很容易了解的邏輯就有很多別人看來可議和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之處,如果你僅僅是以某種看似客觀的統計數據來決定一件事實,而忽略了這些數據樣本的產生和解釋過程的可能主觀空間。

    如果一個婦女被判了死刑,而她又剛好懷有身孕,這樣我們到底是該讓她活還是讓她死,還是先讓她生下小孩之後再讓她死,不管哪一種都還是暴力地剝奪了小孩的人權,這其中複雜的倫理問題也可以用統計數字來處理嗎?這種事在國外並不是不曾發生過,但在台灣不曾發生並不表示未來一定不會發生,而當她一旦真的在台灣發生了,那麼我們如果還繼續延用你的數據說「當下的死刑討論主要牽涉男人的權益,這是事實,且是很容易了解的邏輯。」,那麼這個女性死刑犯的人權反而成了那絕對的少數而與死刑一起被排除在人權的討論之外。

    至於有沒有男性因為成績好而逃過死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殺死一個街友窮人和殺死一個有名望的富人所承受的刑責絕對有天壤之別,這就是所謂的階級因素。如果僅僅從數據中挑出性別的表面差異而完全排除了其內部同樣可能影響該數據結果的各個面向,這樣的事實認定乃是大有可疑的。而縱使把所有的因素都考量進來從而證實了男性多數暴力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也不能據此認定我們此刻對死刑的討論都是在維護那多數的權益。再說我們也不能為了避開那多數男性暴力犯的人權,結果卻是連那少數女性死刑犯的人權也一起被封口,就如我前段中所舉的那個例子。縱使40個死刑犯中只有一個是女性,我們也不能因為對那39個男性死刑犯的憎惡而忽略了廢死的意義連帶給予這唯一少數的女性人權希望。

    最後,如果我們要有效面對死刑中的性別問題,那麼我們就更要留意性別之中的其它面向,因為女性這個概念本身就已經內在地包含著階級、種族及文化宗教等複雜性和多樣性因素,而不是單單地從數字中把性別符號抽離出來再賦予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使其成為一個獨立自足的封閉解釋系統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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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進女性之聲 說道:

      我想我再繼續回應下去只會不斷重覆前面的解釋,甚至文章本身的內容,因為你迄今仍未了解本文的主張 (我原先是猜測,現在是肯定)。或許你再回想過後會有新的結論,否則我們的對話沒有意義。至於你延伸出來的方向確實是值得討論的重點,但若針對文章本身就有誤解,自然不可能繼續探討。 /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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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木之櫻 說道:

    呃……相信我,您不會想要看到那些男性父X自由主義者幫4、5、6護航,那不會是一種很美好的局面。現在這樣廢死討論的案件僅限於比較大的,盡量不涉及仇女的,已經是我們努力得來的結果……鄭捷這次不管在任何層面上來說,都已經夠了,讓它沉澱一下…….

    想想看,如果有人跳出來幫加拿大那個衝進理工女校屠殺女學生的男犯護航會怎樣,我毫不懷疑某一部分的男性會這麼做…….這也是我們必須反對的。

    至於邊緣人的定義一直都很模糊…….關於各種殺人案件的動機,及其犯人是否為邊緣人,或是掌握權力者對弱勢者的壓迫,都仍有待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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