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娼制度是性交易合法化最惡劣的範例 /依凡斯

性交易合法化在近年來儼然成為一種社會進步的處方,理由諸如保護娼妓並維護其工作權、防止賣淫地下化、改善人口販賣與幫派介入等。其中,前公娼的「自主」經驗也經常被傳頌,間接用以佐證合法化的可行性。合法化的擁護者若稍微了解性交易在台灣的歷史,便不會貿然作此連結,因為「自主」的公娼只是整個制度的一小部分,而公娼制度是性交易合法化最差的範例。

自戰後的「特種酒家」、「公共食堂」,乃至1956年「娼妓管理辦法」,合法性交易在台灣擁有悠久的歷史。在這五十年之中,此制度衍生的事件始終是社會新聞的常客,每隔一段時間,便有諸如幼女被賣為娼、酒家妓院非法賣淫並涉人口販賣、雛妓逃出火坑等事見報。以下便援引當時的新聞與相關研究,說明公娼制度完全無法支持合法化陣營最常主張的五個理由。

一、合法化並未防止人口販賣

當年的合法性交易所以能夠有不絕的娼妓來源,正是出於台灣本島的人口販賣。戰後至1970年代,台灣極為盛行的養女制度供應了賣淫制度充足的養分,許多養父母將養女直接轉賣或驅往花街從娼,以致當年「全省妓女人數60%是養女」(1),公娼館不僅本身即人口販賣大戶,鴇母往往也收養幼女,使之日後從娼。

迫人賣淫可獲暴利,雛妓尤甚,有的接客一晚便使妓院回本 (2),人口販運自然極為猖獗。至於販賣親生女從娼原本即屬大宗,養女制逐漸式微後,此風依舊,甚至改以「質押」方式進行,期滿再轉押至其他妓女戶。1980年代以降,犯罪集團涉入賣淫日漸顯著,甚至有結夥於公私娼館間擄走妓女再轉賣的情事 (3)。因此,公娼制度全期都與人口販賣形影不離。

二、合法化無法防止地下化

事實上,公娼制度最為人所知的現象即「公娼掩護私娼」。這種說法有兩個意思:一是合法的賣淫制度造成私娼氾濫,二是公娼館本身便利用私娼或雛妓賣淫。

政府實施娼妓管理辦法的本意雖為杜絕私娼,然非法賣淫之猖獗卻是從未改變。1966年一場檢討養女與娼妓問題的座談會中,與會者即指私娼人數是公娼的數十倍。(4)私娼雛妓既有暴利可圖,公娼館也很樂意收留或買賣。在1960年代,公娼館利用私娼或雛妓賣淫便是司空見慣之事 (5),即便遇上臨檢,也能利用暗門將雛妓送出,送往他處賣淫。(6)

婦援會前董事沈美真曾指出,公娼館主要賣淫者多為私娼,該會1988年參與突檢華西街一公娼館,娼妓30名中半數未滿16歲,而經過登記之公娼僅有五人,意即私娼為公娼五倍之多。(7)

有人說,私娼或人口販賣是出於公娼人數太少,導致供需不平衡,但在1968年,台北市的公娼館即有181家,公娼1600餘人,同年的調查卻指12~18歲的娼妓數量超過成年娼妓一倍以上 (8),莫非是因公娼太少使得男人去嫖雛妓?

三、合法化未能保護娼妓工作權益

前述公娼掩護私娼,則此「合法化能保護娼妓工作權益」的說法不攻自破。私娼與雛妓因不受管理辦法所規範,經常受盡剝削,從早年自一二十元代價中抽個兩三元 (9),到後來的三百元抽十元,甚至賣淫所獲的收入經常全歸妓院所有。至於公娼的分帳也不盡為三比七,根據1967年司法行政部調查,採三七分帳的公娼約佔72%,然而謝康1969年主持的調查結果,卻只有31% (10)。

在公娼制甫實施時,曾試辦警鈴求救設備 (11),惟容留私娼情況普遍,不過幾年光景,公娼館已演變成透過警鈴逃避臨檢,且館內機關密布以便藏匿非法娼妓 (12)。1960年,高雄市一公娼館舉辦「接客大賽」,冠軍可獲肥皂一塊、香水一瓶,以一日五十七次成績獲獎的竟是被生父母販賣的18歲私娼,其不堪蹂躪逃出求救才揭發此事 (13)。公娼館漠視娼妓權益、涉及違法,明目張膽可見一斑。

賣淫制度為一交易女體的自由市場,可知較無「市場」的娼妓便無生存空間。事實上,年齡較長而遭公娼館淘汰的娼妓,末了僅能淪為流鶯,不僅收入有限,且不受體檢,性病氾濫 (14)。故合法化根本無法保護所有娼妓。

四、老鴇 (媽媽桑)與保鑣是娼妓受暴的加害者之一

過去雖有一些妓院按章行事,但老鴇與保鑣既透過娼妓賣淫牟利,則只需保有她們性的功能即可,其餘人身安全皆可忽視。妓院向人口販子或生/養父母買來少女,自是竭力使其「投資」獲得報酬,囚禁毒打時常耳聞,甚或強迫注射藥物使雛妓發育 (15),若拒絕接客則施以痛毆、酷刑,或以化學藥物、毒液 (16)加以恐嚇。至於一些保鑣「榨取女人的皮肉錢尚覺不滿足,他們從山地或偏僻鄉村買來女子,戶口報的是與他們同居,實際上威逼她們賣淫」(17)。

1963年,江山樓妓女戶老鴇率人前往市立婦女職業輔導館擄走該處收容的14歲許姓少女(18);僅僅一個月後,曾兩度被賣為娼的14歲羅姓少女,在埔里被人口販子認出強行擄去 (19)。雛妓遭受剝削層出不窮,就連公娼無法忍受妓院壓榨而往警局求救的也大有人在 (20),而公娼的身分原可能就是雛妓,賣淫一段時間方由妓院申請執照 (21)。顯示公娼制度不僅未能保護娼妓,更是與人口販子狼狽為奸,且是娼妓受暴的始作俑者之一。

五、成效極差的退場機制

公娼時期並非沒有退場機制以及協助雛妓習藝就業的措施,惜成效極差。彼時專責收容雛妓給予職訓的台北市婦女職業輔導館 (後併入廣慈博愛院),「每收容一個由警局送來的少女,便有好幾天不安寧的事情發生」(22),除了經常有歹徒進館誘/劫走少女情事,1967年間更爆發市議員涉嫌保出雛妓,使其再入火坑一案。妓院設法誘回雛妓之千方百計,除派人拜訪利誘,還託人偽裝生母意圖保人 (23),以致「一年之中只收容185人,竟有111人出走」(24)。

這種現象到了1980年代甚至變本加厲,九成雛妓在輔導結業後便又被老鴇送回賣淫,人口販子甚至在婦職所門口等候,以致有少女甫結業便逃回所內要求保護 (25)。顯見在一個非法賣淫及人口販賣猖獗的制度下,徒有保護娼妓的退場機制也無法發揮積極效果。

性交易合法化究竟是否能保護娼妓,台灣的公娼制度就是前車之鑑。即便時空背景已有所不同,但買春的需求造成氾濫的非法賣淫及人口販運,卻是放諸各地皆準的事實。在荷蘭與德國,合法模式的表現均不出色 (26),致兩國均對其政策有所修改。瑞典首先採行的罰嫖不罰娼「北歐模式」,將買春視為針對女人的暴力,成效顯著,顯示唯有杜絕需求才能徹底改善賣淫制度,並終止這種制度當中一再搬演的亂象與慘劇。

/Evance

(1) 李騰嶽、林崇智監修;何健民纂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三) 政事志社會篇》,1960,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 1967年5月7日,聯合報
(3) 1991年12月17日,中國時報
(4) 1966年8月28日,聯合報
(5) 1961年1月12日,聯合報
(6)、(9) 1960年12月12日,中央日報
(7) 沈美真,《臺灣被害娼妓與娼妓政策》,1990,前衛
(8) 1968年10月16日,中央日報
(10)、(22) 謝康,《賣淫制度與台灣娼妓問題》,1972,大風
(11) 1959年3月11日,徵信新聞報
(12) 1966年6月3日,徵信新聞報
(13) 1960年6月15日,聯合報
(14) 1985年9月13日,聯合報
(15) 1987年6月14日,聯合報
(16) 1965年8月7日,徵信新聞報
(17) 1960年7月30日,聯合報
(18) 管仁健,〈一個雛妓被老鴇與流氓擄走後〉,2010年8月,你不知道的台灣
(19) 1963年9月7日,聯合報
(20) 1969年9月23日,聯合報
(21) 1994年3月27日,中央日報
(23) 1968年5月13日,中央日報
(24) 1969年11月25日,華僑日報
(25) 1986年11月17日,聯合報
(26) European Parliament,《Sexual exploitation and prostitution and its impact on gender equality》,2014
(27) Kajsa Ekis Ekman,〈賣淫制度是性解放的敵人〉,2014,Ressources Pro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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