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監獄」/「恐性」女性主義者的謝詞 /Penny White

A thank you note to ‘carceral’/’sex-negative’ feminists

原文/Penny White (Feminist Current) 翻譯/依凡斯

當我在1970年代被我的父親強暴時,我尋找一個不去自殺的理由。我在第二波女性主義當中找到了一個。第二波的英雌們提供了一種視野-我是有力量的,且能夠改變我的人生。當我周圍的所有人都聲稱,強暴是作為一個女人的一部分 (就像意外懷孕),而被某個人的丈夫吐口水及霸凌也無法避免 (因為男人就是「那樣」),我目睹這些令人驚奇的女性主義者證明他們全錯了。

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奮鬥使婚內強暴成為罪行,並取得了勝利。她們爭取更艱困的家庭暴力法,以及女人可在逃離暴力伴侶時前往的國家資助的庇護所。她們爭取強暴受害者保護法的通過,這保護了強暴受害者免於最殘酷形式的蕩婦羞辱:在證人席上被盤問自己的性史。她們爭取定義和實施性騷擾防治法,賦予女人在工作及學校中打擊騷擾的工具。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一項禁止在任何聯邦資助的教育計劃中出現基於性別的歧視的聯邦法律;公共衛生服務法第十條,致力於為低收入婦女提供家庭計劃服務的聯邦補助計劃;以及羅訴韋德案 (Roe v Wade,譯註:美國著名有關墮胎的憲法案例)都在她們的守護之下得以通過。

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向我展示了女人不必是被動的,我們可以起身反擊,並要求伸張正義。這些英雌為1990年代初的婦女防暴法案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VAWA)鋪路,給予執法單位16億美元進行調查及起訴性暴力與家庭暴力。婦女防暴法案的通過使得非致命性親密伴侶暴力下降70%,而家庭暴力謀殺則下降60%。

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運動者將我們的文化改造成為一個比我曾想像過的更大、更安全、更自由的給予女人的空間。

身為被這個運動所拯救的數百萬倖存者之一,我對於從第二波得到如此多益處的年輕女人將她們前輩辛勤奮鬥的主要成就駁斥為「監獄」(carceral)和/或「恐性」(sex-negative),感到震驚和悲痛。

「恐性」女性主義是男權份子 (MRAs)以及支持「性工作」的女性主義者加諸於反對性產業的女性主義者的詆毀。反性產業的女性主義者被指控為「恐性」,出於我們認為性應該永遠是相互愉悅並且無剝削的。我們反對性產業不僅是由於它毀滅了弱勢的女人 (以及兒童)的生命,更因為它促進了女人與女孩是提供男人購買的消耗品的觀念。

「監獄女性主義」是用來定義任何認為刑事司法系統應保護與服務身為強暴或其他形式男性暴力受害者的女人 (儘管我們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反對監禁非暴力的罪犯)。那些表示自己是反「監獄女性主義」的人認為,有人推測,性別暴力的受害者應避免刑事司法系統,而強暴犯和虐待者不應該被追究刑事責任。

這些人反對「監獄女性主義者」-如美國的代表摩爾 (Gwen Moore),勇於在她的國會同事面前講述自己曾經歷童年的猥褻、強暴與虐打的驚人故事。她公開透露這些慘狀,以支持「監獄的」婦女防暴法案通過。此法案不僅遭到反監獄女性主義者反對,更有保守團體如家庭研究學會 (Family Research Council)、鷹論壇 (Eagle Forum)、主教美國委員會 (US Council of Bishops),以及關懷美國婦女協會(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這些團體聲稱婦女防暴法案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對家庭價值的攻擊。

儘管有明顯的政治共性,那些出於他們擁性的立場而反對所謂「監獄女性主義」的,相較於保守的共和黨員,實際上與自由主義者有更多的共同點。自由主義者,例如「性積極」女性主義者,視賣淫為自願的商品販賣,女人在此變成了「商品」。既然你不能販賣或出租任何自己並不擁有的東西,當一個女人出租她的身體孔洞,她就是在對其身體「宣示所有權」。對於自由主義者及擁「性工作」的社群,出租某人的肛門予人穿刺可以作為女性的賦權。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反監獄」/擁「性工作」的女性主義者不僅尋求保護強暴犯與虐待者,且同時也保護皮條客和嫖客免被起訴。

幾個月前,我在MSNBC看到一名反監獄/擁性工作女性主義者為賣淫既有的無害辯護。這個女人擁有好萊塢愛情喜劇的博士學位 (我沒開玩笑),但似乎錯將《麻雀變鳳凰》(Pretty Woman)當成了紀錄片。她反對將賣淫女子除罪並使剝削她們的皮包條與嫖客入罪的北歐模式 (Nordic Model)。像她這樣的女性主義者反對北歐模式,即使它已致使瑞典的性販運下降50%。而在同樣採取北歐模式的挪威,賣淫女子遭遇的強暴及身體暴力減少了一半,而賣性者進入急診室的情形減少了70%。(這是根據挪威的擁合法化團體ProSentret所作的研究)。而總是伴隨著北歐模式發生的,挪威的性販運已急遽下降。相較之下,皮條客與嫖客的除罪化,導致如德國、芬蘭和荷蘭等國家的性販運爆炸性增加,且賣淫婦女遭受的暴力並未相對減少。可悲的是,擁護性產業/反監獄女性主義者拒絕容許對販運受害者的關心阻礙他們對「性工作」的熱情。令人沮喪的統計數據以及販運受害者的共同經驗破壞了那些從性產業中受益者的樂趣。

正如礦物燃料產業攻擊那些直接談論氣候變化的人,數十億美元性產業也攻擊那些站出來反對性販運的人。作家兼運動者莫蘭 (Rachel Moran),最近公開她身份為賣淫倖存者的可怕經歷,只能被擁護賣淫合法化的遊說團體「中傷、詆毀、威脅、肢體對抗以及叫囂」。如莫蘭所指出的,「我的住家地址、銀行資料以及私私人的電子郵件在一些看似最精神錯亂的人們之間流通,他們將我住址的一部份推特給我,很顯然是種『我們知道上哪去找妳』型態的恐嚇。」擁護性產業的活動者所使用的噤聲戰術與男權份子 (同樣也支持將皮條客與嫖客除罪名)使用的那些是驚人地相似。

如同我對攻擊反剝削女性主義者為「監獄」的盲目而天真的那些人感到心痛,我也將極大的期望寄託於緊追他們之後的最新一波女性主義運動者。這些給了我對未來的信念的年輕女性主義領袖是馬拉拉 (Malala Yousafzai)、鄔朵莉 (June Eric Udorie)、莉鄧 (Rose Lyddon)、班亞德 (Kat Banyard)、墨菲 (Meghan Murphy),以及起身反對遍及亞洲及非洲的性別暴力,令人震驚的勇敢女人們

但給予我最多希望的年輕女性主義者是我的女兒。

在反對性產業這一點上,她是「性積極」的,且至少當她看見國王沒穿衣服時,一點也不害怕說出來。

我的女兒了解賣淫制度不值得她作為一個人的尊嚴,也不值得所有人類的尊嚴。

我的女兒了解「性工作和任何其他型態的工作都一樣」的聲稱是個謊言,她同時也知道提出這種觀點的人們都充分覺知到自己在扯謊。

我的女兒了解,她的乳頭永遠不會是「解放」的,只要它們被色情的目光所扭曲。

我的女兒了解,男人對女人的暴力行為就和警察對社區的暴力一樣嚴重,而司法系統必須將兩者都起訴。

我的女兒並未將自己定義成反對第二波女性主義,而是支持維護並實現其目標。

身為創傷虐待的倖存者,我深深感謝所謂的「監獄」、「恐性」的女性主義者,她們讓我知道一個女人可以多麼具有力量,並且幫助我創造自己的生命,在這之中我不需再懷疑我的人性。但最重要的,我對我的女兒甚至從來不需懷疑自己深為感激。

非常非常感謝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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