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男人的新教義-賣淫是一種新潮的救贖 /依凡斯

今年我們很榮幸受到網氏電子報的邀請,選出女性影展的五部影片介紹給大家 (詳情請見此),其中一部即《性、金錢、返鄉路》(Sexy Money, 2014)。出於結局的震撼力,我當時並未在原文中提到片中的一群奈及利亞女性的下場,但預料到這點勢必會為那些「性工作」遊說者拿來大作文章,果不其然。例如這位開宗明義地表示:

它將顛覆所有人對於跨國性工作者的印象,也重新提出在台灣新時代女性主義的方向。

實際上沒有什麼「新時代女性主義」的玩意,充其量是父權推出的一種包裝精美的商品。在此不妨回顧歷史,第一波與第二波女權運動之間曾有過為期約三十年的反動階段,當時的男人們以各種名目檢討第一波女性主義的主張。今天的男人也批評第二波女性主義,他們的用計自然比曾祖父那輩精明得多,不再使用「女人的天職」或「西蒙波娃不解風情」這種率直而容易拆穿的說法,反而將自己包裝成「性解放份子」(sexual liberals)長驅直入。他們的目的不在成為妳共同對抗父權體制的盟友,而是要「教妳怎麼做一個女性主義者」。

賣淫制度的真實處境

如果刻意偏重性別以外的其他面向討論賣淫制度,就不可能得出什麼積極的結論,因為賣淫制度就是建立在一個可以任意將女人的整個軀體或部份器官作為商品販賣的背景下。男人擁有在性慾來臨時能購買女人身體的特權,女人的性慾在此缺席,取而代之的是金錢,即使這能夠稱得上是「交易」,也無法被稱作「性」,它交易的是人,不是產品或服務。這無疑是基於維繫性別階級而產生的體系。

即使在賣淫以外的關係中,男人也逼迫女人模仿A片、威脅「內射」、強迫女人肛交或從事許多具羞辱意味的行為。他們習於以性作為支配女人的手段。在婚內或感情關係當中,女人勉強還有些可供談判的籌碼,而在賣淫當中,女人不答應就意味著可能失去維持生計所需的金錢,恰巧,嫖客所要購買的就是那些他們平時無法對其他女人施加的行為,於是賣性者之易於遭受暴力便可預期。Melissa Farley曾引用若干嫖客的說法:「一名嫖客解釋在賣淫當中,『她放棄了說不的權利』。另一個男人則告訴我們,他淨化了與他所購買的女人之間的關係本質:『我付了錢。妳沒有權利。妳現在是我的了。』」早先我曾援引的加拿大/英國「隱形人」專題 (The Invisible Men)也披露過無數令人髮指的行為。(參見:是時候該談談嫖客了)

當然,比起這些來自西方國家的實例,片中奈及利亞女子的親口陳述在此更具說服力:
「他們會打人,什麼都做得出來。他們會盡其所能讓妳聽話。」
「妳哭什麼哭啊?為何叫得像世界末日一樣?不都是為了錢嗎?妳就是為了錢來的嘛!」
「我那時才15歲,他們喜歡小女孩,喜歡幼齒的。」
「用安全套,他們都這麼說。他說不要,他就拿了枕頭蓋住我的臉,把我壓下去,讓我不能呼吸。我當時在大叫…」

可是比起性別的因素,讓她們痛苦不已的主要原因還是來自於她們的貧窮,與人生機會的匱乏。

不過作者顯然試圖將「性別因素」輕易帶過。我不了解為何女人在賣淫當中的「沒辦法說不」只能夠隱諱地以「權力關係不對等」的說法指涉,而不是直接指出其中「男性暴力」的事實。和貧窮相較起來,男性暴力就不是「痛苦的主要原因」-當然男人會想這麼斬釘截鐵地告訴你。更難理解的是,何以這種施以暴力的「男性客人」不需要受到懲罰?而作者甚至連一句批判也沒有,直接略過這種造成女人困境的狀況。

忍受一天被20~30個男人侵犯、強迫口交、毆打等等根本不是一種技能,與「污名下你看不見的工作專業」互相連結則更加牽強。事實是許多人未曾以「道德」的眼光加諸賣淫制度「污名」,而是賣性者遭受的虐待他們老早聽得夠多了。接著,作者又企圖論證片中奈及利亞女性的「自願」賣性:

「在我接受以前,我就已經知道我去做什麼的,我就知道我是去賣淫的」、「你以為是去採蕃茄的嗎?這裡唯一的工作就是賣淫」。她們幾乎都知道自己是去做什麼樣的工作,所以在性別的層次上,她們是自願從事性工作來賺錢,擁有女性的主體性。

他可能是猜測我們所有的人都沒看過影片,實際上,第二句的原貌卻是這樣的:
「他們才不會告訴你真相跟後果。當我去義大利時,我的媽媽桑帶我去市場買衣服,我工作得穿這些。在她說我應該為工作打扮後,我問:『是哪種工作?』她回:『妳以為我在這有個蕃茄園嗎?這裡唯一的工作是賣淫。』」

雖然有不少女人出於貧窮而「自願」被販運至歐洲賣淫,但似乎沒有必要透過這種扭曲來試圖證明女人的「主體性」,或是將她們的受迫解釋成自主。「我不是生來做這行的。我身無分文,沒人幫我,所以我才必須忍下去。」透過奈及利亞女子的敘述,我很難了解「在性別的層次上」這能叫做主體性。按照作者的說法,如果有個原住民站在階級的層次被迫送去博覽會充當一種奇觀,在種族的層次上他就很有主體性嗎?

被打入邊陲的性別因素

「國家已經建構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處境,出售一些性或生殖能力對女人的生存是必要的;而銷售被視為個人意願的行為。」-Andrea Dworkin

我愈來愈感覺到一種現象:當一個男人向你指出「這其中也包括種族、文化、階級等等因素」時,實際上是在試圖將性別因素邊緣化。KangHao在此特別強調經濟的因素,他除了告訴我們性產業的「勞動人口」有兩種趨勢,不忘提醒這些奈及利亞婦女「就是為了擺脫貧窮,才離鄉背井到歐洲從事性工作」。這種刻意的偏重究竟可以使人忽略片中還透露了什麼訊息?

「在我離開前,他們說我得付三萬歐元。」
「在奈及利亞,他們說我得付五萬歐元。但我不知道那是多少,還以為是五萬奈及利亞幣。我到歐洲時,他們又改口成七萬兩千歐元。…我把那筆錢換算成奈及利亞幣時,才知道我被騙了。那些錢都是我辛苦賺來的。」

奈及利亞婦女至歐洲賣性並不純粹是一種資本主義全球化而引起的勞工流動現象,事實是,《性、金錢、返鄉路》同時也披露她們在奈及利亞當地必須倚靠賣性來獲得金錢,之所以最後萌生願意再前往歐洲賣性的原因,則是「在歐洲國家」賣淫能夠賺到足以糊口的金錢。勞工的流動與賣淫根本沒有因果連結的正當性,而在這當中沒有任何性別因素嗎?假如這純粹是經濟上的廉價勞力缺乏,奈及利亞婦女就不會只被提供賣淫這個「選擇」,正是背後隱藏的性別因素-男人對買春永無止境的需求-使得性產業需要源源不絕的外地婦女。

我們也應該要理解到,性工作之所以會源源不絕地續存,絕對不是因為男性好色、女性墮落,而是很多國家的女性勞動條件過差、生命機會過於貧乏,而性工作則是相對較為優渥、可以令她們活下去的工作,才造就性工作至今仍然蓬勃發展。

造成賣淫制度的「性別因素」-男人的需求-被刻意消滅了。倘若真是勞動條件的問題,這些奈及利亞女子在國內賣性應當也可以解決困境。實際上,所謂的「優渥」是來自於歐洲國家的經濟條件,而不是賣淫制度本身提供的金錢。更不能忽略的是,性產業與販運者的剝削使得這些女人們最後返回奈及利亞仍舊身無分文。如果賣淫真是如此優渥,她們也就不會如片中籌不出兩年表演訓練課程十七萬台幣的學費 (十七萬台幣和七萬兩千歐元相較起來,究竟何者較為剝削?)

假如女人在賣淫制度待上幾年便可以賺飽金錢,性產業老早大鬧人力荒了,而如果女人想學習一技之長的心願如此容易實現,性產業怎有能力控制她們繼續滯留在制度當中呢?不過作者似乎認定賣淫就是「解救」貧窮女人的唯一方式,他在第一段就告訴我們:

很多人都認為跨國性工作者一定是被迫的、不知情的。很多人都認為非洲窮困地區的女性,只要透過教育、學習技藝,就能夠翻轉她們的社會地位與性別處境。很多人都認為做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在自己有限的範圍內,捐給慈善機構,幫助非洲窮困地區的組織,推行救援計劃就能改變世界。這部片,就是要告訴我們,以上這些都是假的。

顯然他寧願相信賣淫制度扭轉人生的能力,遠遠多過西方國家的「救援計劃」。恐怕這只是呼了自己 (以及所有「性工作」倡議者)一個大耳光。據我所知,很多的研究也證實賣淫制度合法化「對賣性者權益的維護」都是假的,不過面對合法化國家叢生的弊端以及仍舊橫行的暴力與剝削時,這些倡議者卻沒那麼快另謀他途,反而堅定不移地相信必是其中的「管理不善」出了問題,或是索性告訴我們:這是「道德因素」使然。(參見:如果你認為除罪化能夠使賣淫制度變得安全,看看德國的許多妓院)

「援助」是縮小差距的方案之一,然而談到賣淫制度時,性工作合法化/除罪化的遊說者似乎很喜歡將「援助」描述成一種愚行,或是一再重覆「『性工作者』不需要拯救」等等論調。在此,這群奈及利亞女性在字裡行間透露的絲毫不是「我不需要援助」,而是她們迫切需要「其他的選擇」,(當她們在車廠學習技藝時,有人一心掛念著「優渥」的賣淫嗎?) 而這些選擇也必須能夠維持她們的生計。

如果人權有一個普世的標準,那麼在第一世界國家的人們能夠擁有教育、學習一技之長,並且得以選擇一種途徑來自我實現的權利,這些奈及利亞女性也應該擁有。而她們無法得到這種機會不代表外界的「協助」是錯誤的,反倒更顯示出這些計劃一旦碰上不友善的性別環境,對女人的益處便大打折扣。片中所呈現女技師將資助的金錢中飽私囊、職業的性別歧視、政府機關的行政不力以及教育體系對女人的歧視,都導致這些女人無法利用自己學習來的技能謀生。

沒有關係,反正因為有妓院 (賣淫制度)存在,所以女人們沒有家或是被各種工作拒於門外都無所謂-這就是男人願意提供的女人版「天無絕人之路」。但我要問:當這些女人都已經自稱「我不是生來做這行的。我身無分文,沒人幫我,所以我才必須忍下去。」我們應該配合這些男人的聲稱,認為使她們繼續從事賣淫即可,只要把買春男人的剝削都美名為「勞動」就萬事OK了嗎?(參見:賣淫不只是勞動人權議題)

女人想活著就去賣性?

即使她知道去歐洲當從事性工作,會受盡男人的屈辱、剝削,她仍然願意去找到一個活下去的方式。我們應該把性工作當成是一種工作,把她們付出的性服務,當成是一種勞動力的付出。

這八成可以列為年度最矛盾的說法,換個角度想:即使他知道去美國種棉花,會受盡白人的屈辱、剝削,他仍然願意去找到一個活下去的方式。我們應該把奴隸當成是一種工作,把他們付出的服務,當成是一種勞動力的付出。

在這整篇文章結束於感性的呼籲時,我們沒有看見半句檢討資本主義,更沒讀到一丁點檢討嫖客與販運的文字。作者要批判的對象反而是據說「只看見性別,沒看見種族、階級」的,或是一心相信「救援計劃」的那些人。似乎女人最需要的不是機會,只要讓她們繼續從事危險受貶抑的行為來謀生證明自己的「主體性」就是一種公道。我肯定同樣的事發生在男人身上時,他們絕不會善罷甘休,而發生在女人身上時,他們告訴我們這畢竟可以視為一種「培力」。(參見:女性主義反對性產業無關女人的「選擇」)

「他們想拿走妳的一些東西,像是妳的頭髮、腋毛、妳的陰毛和內褲,所以妳就給了他們當作證據。若他們逮捕妳,妳不可以對警察透露,你不會說出是誰帶妳來歐洲…」
「媽媽桑需要錢。無論妳有沒有生病,不管妳是死是活,她都需要錢。」

作者也始終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返回歐洲可預期的前景是那麼慘 (受盡男人的屈辱、剝削),我們還必須把這種事情視為一種「工作」?於是我得出一個結論:只要將忍受男人的毆打、強迫吞精、強暴未成年女子之類的情事都當作是「勞動」,這其中的慘就可以消除於無形。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就連嫖客都不需要一點性別教育便可以改善賣性者的處境,這是奇蹟哪,一定是某種新興的宗教! (參見:破解皮條話術:賣淫倖存者Rebecca Mott專訪)

一旦在職業的場域存有針對性別的歧視,女人便難以順利進入職業、獲得更多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可以選擇不賣淫。奈及利亞女人無論在自己的家鄉缺乏良好的工作機會,或是前往歐洲只能賣,都有強烈的性別因素左右。賣淫制度的續存與蓬勃更不只與勞動條件相關,Kajsa Ekis Ekman曾提到瑞典採取罰嫖不罰娼的立法後,買春男人的數量顯著減少,此外,由日前國際特赦組織瑞典分會的退出潮更可得知該國對賣淫制度的徹底改觀,顯示男人的需求才是造成賣淫猖獗的根本原因。(參見:國際特赦組織「性工作十點Q&A」的謬誤與玄機賣淫制度是性解放的敵人)

這部片等於是給我們一個機會,重新地去審視「性別」的領域,也暗示著我們不能再假設有「女性情誼」「姊妹團結」這件事情。

這是性別領域特有的邏輯。幸而我們似乎尚未遇過任何勞工團體曾經說出「我們不能再假設有『勞工團結』這件事情」。在通篇文章之中,作者迴避嫖客/男人所引起的問題,以及他們應該負起的責任,在此卻試圖告訴我們「沒有女性情誼」。我倒很肯定看見了他與男人之間「男性情誼」。事實上,「姊妹團結」始終存在,這根本不需要假設。我們在日前國際特赦組織的性交易提案討論之中,就看見了來自世界各地「倖存者的團結」。確實,不同處境下的女人需要不同的幫助,但不會因為一些文章使用了這種看似兼顧種族、階級的話術,就代表別無選擇而進入賣淫的女人不需要轉業的援助,更不代表「所有的『性工作者』」都不需要幫助。

這篇文章的最後,我想要說,電影中那群不再抱持希望的女人,她們唯一的希望,我但願不是神、不是上帝,就是台灣的觀眾。

一個男人自然不是神也不是上帝。如果一個「男」性別倡議者希望為別無選擇的賣性者做出改變,至少他們可以身作則,呼籲其他的男人了解賣性者所遭遇的各種、特別是性別困境,徹底正視賣淫制度中的男性暴力,正視各個領域對女人的不友善。我們非常清楚嫖客、皮條客,以及男人在賣性者的困境這件事情上面扮演的關鍵角色,如果一個「男」性別倡議者寧可跳過這點,反而去批評救援計劃或是其他女性主義者的不是,那麼改變男性暴力應該是誰的責任呢?是女性主義的責任?或是政府機關,還是警察的責任?

/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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