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不應將賣淫制度易名為「性工作」 /Sarah Ditum

關於所謂「性工作」的討論,我們很容易查覺其中的一大盲點:只片面強調性工作者與倡議者所表述的自主權,刻意忽視這些聲音只是整個賣淫制度的冰山一角。當許多曾經賣性的當事人不願重提過去,或甚至永遠沒有機會為自己發聲時,她們的經驗卻被歸零並視為不存在。Sarah Ditum在本文中針對賣性為何不是工作,受害者的經驗遭受漠視以及指控反賣淫形同壓迫女性等問題作了很好的批判。

Why we shouldn’t rebrand prostitution as “sex work"

原文/Sarah Ditum (New Stateman) 翻譯/依凡斯

當我們談及「性工作」,我們便認可了一種概念:性是女人的勞動,它同時是那些擁有社會與經濟權力而能在性交中表現得如統治階級的男人的休閒。最使人強烈譴責的是,我們接受女人的身體作為一種可被他人使用的資源般存在。

黛西在十五歲時第一次賣淫。她鮮少向人訴說這段經歷,因為她不願它成為自己的一種角色 (所有的識別要素均已在本文中經過更改)。這使得她成為你不會在關於性產業的爭論中聽聞的其中一個女人。

決策者與女性主義者通常被要求去傾聽性工作者,但值得牢記的是,你只能聽見那些自願提供她們意見的人,而一個女人遭遇愈多傷害,愈不可能願意公開重提舊事。諸如「白日美人」瑪南蒂 (Brooke “Belle de Jour” Magnanti)與《Playing the Whore》的作者吉拉葛蘭 (Melissa Gira Grant)等名人能夠成為賣淫制度的代表,大約一部份由於她們大量的有利經驗是不尋常的。被歸類為相對方的是以「倖存者」自居的女人,包括莫蘭 (Rachel Moran,譯註:曾經歷賣淫與性販運)與莫德 (Rebecca Mott,譯註:曾經歷兒童性虐待與賣淫)。對這些女人而言,賣性純粹只是創傷,而重提那段創傷則是她們作為社運人士的公眾生活的一部分。那對任何人都是沉重的代價,而我透過一個受暴婦女團體認識的黛西堅持:「我拒絕以一個『前任XX』的姿態來建構我的經歷,這不是一個我想接受的標籤。」

當我們談論賣淫制度時,稱呼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正有個要求美聯社在其2015年寫作指南中移除「娼妓」一詞的運動。當然,它作為一個破壞性的、貶低品格的「女人」的同義字的用途應歸入禁止名單。1979年,偵探在搜尋約克郡屠夫 (譯註:Peter Sutcliffe,連續殺害十餘女性)時,強調其所殺害的若干女子是「無辜的」受害者,以對比那些他們標籤為「娼妓」的。在一個不尋常的私人呼籲中,西約克郡警方向屠夫保證將「繼續逮捕娼妓」,暗示他們與連環殺手在懲罰特定女人的正義上團結一致,即使他們的確喜歡鎖與鑰匙多過榔頭與削尖的螺絲刀。(不意外的是,這種對他動機的贊同並未驅使Sutcliffe自投羅網,而他在最終被捕前又殺害了兩名女子。) 2006年,易普威治警方追緝另一名專挑賣性女子下手的連環殺手,但這次的用字遣詞不同了:受害者不被稱為「娼妓」,而純粹稱為「女人」。它是個微小卻重要的改變。女人性命的處境對調查而言意義重大,但再也不被呈現為她們的死亡的正當理由。

自稱性工作者權益的倡議者要求將「性工作者」這個名稱安置於寫作指南;我則是簽署一份要求美聯社拒絕這個要求的公開信的成員之一。所以稱呼「性工作者」有甚麼不妥?首先,它是一個蓄意地廣泛牽涉的名稱。它囊括了流鶯與伴遊,脫衣舞孃與色情電話接聽者,施虐慾的女人與人造陰莖販售者,以及他們各自的經營者。顯然,這些並不相同,而任何企圖將它們一視同仁的理論與立法可能由於不是所有的性工作都如此而遭遇失敗。「性工作」並且是一個故意掩飾性別的字彙:「娼妓」是那麼根深蒂固地女性化而必須在涉及男人時特別指明「男妓」,而「性工作者」暗示一個可男可女的形象。這可能是縝密的預謀,卻是令人誤解的:那些在賣淫制度中的多數是女人,而那些買春的幾乎完全是男人。提到賣淫制度時,性別中立是個謊言。

但一如它極為寬廣的指涉,「性工作」這個名稱也過度狹窄:它囊括的要比賣性多得多,但同時排除了現在或曾經賣性卻不認為自己是「性工作者」的那些人。黛西就是其中之一。當我詢問她是否會自稱是個性工作者,她的回應是強烈的:「我不會用這個詞。沒有女人是『性工作者』。它不是工作,它是虐待。」而黛西敘述的故事不可能與充滿希望、聲稱女人可以理性選擇賣淫,或以性自主交換金錢的自由主義調和。作為一個自她暴力的雙親逃離的青少女,她處於一個輕度犯罪與居無定所的不穩定生活中。某日,與她暫住的男人要求她與他的朋友性交。「他是個淫媒,」她說。我問淫媒與皮條客有何不同。答案在於男人控制女人的方式:皮條客會使用威嚇,但淫媒則剝削情感的弱點。「皮條客直接告訴妳-妳僅僅是用來賺錢的,」黛西說。「淫媒告訴妳,他們在乎並愛妳,但最後做的是同樣的事。」

當然,無法保證一個女人對自己人生的描述會被那些聲稱聆聽的人所尊重。當馬雅安哲羅 (Maya Angelou)在今年(譯註2014)五月過世時,性工作的擁護者們立刻聲稱她是他們的其中一員,任憑她實際上從未以「性工作者」描述自己。Vice的一篇文章將她徵召去作為國際妓女日 (International Whores’ Day)的起源,而在Mic的一篇文章,安哲羅成為責難女性主義的媒介:「當女性主義聚焦於其他女人應該或不應該從事甚麼-由性工作至婚姻,職涯規劃與生活方式的選擇-它失去了它關於平等、差異與接納的核心任務。它有負於它的女人,它也有負於它的領袖,例如馬雅安哲羅。」當安哲羅在《Gather Together in My Name》重提自己涉入賣淫制度時,她的確從未沉迷於自我譴責。但同樣的,沒有人能夠在閱讀安哲羅的自傳時,不去描繪一些關於她是否認為其他女人應該像她這麼做的合理推論。稍後,她將自己拉皮條與其後被仲介的經歷歸因於「身在極度的骯髒貧困之中」。

然而,有些女人被認為是無法重新定義的。安菊亞朵金 (Andrea Dworkin)作為一名SWERF (對「排除性工作者的基進女性主義者」的具輕視意味的縮寫)的名聲掩蓋了她本身曾賣性的事實,而此經驗便是她研究的核心。「對賣淫女性的前提就是我的前提,」她在一次1992年的演講如此說。「她們是我的動機之一…賣淫制度並非一種概念。它是嘴,是陰部,是直腸,通常被陰莖刺入,有時是手,有時則是器物,被一個男人,接著另一個,再另一個,再另一個,再另一個。」很難在未經不自覺陷入淫穢的情形下指出這些特性,而黛西熟練地在每次我們將要論及實際的性時將對話轉向。最後,我詢問是否這些對話的突然轉向是經過熟慮的。

「我不想談到那件行為本身,」她說。「我不想要它變得下流。我想針對行為在情緒上造成的損害。」對黛西而言,這種情感上的損害是深刻的:在賣淫中,她表示她無法培養親密的關係。「你怎麼能夠與某個與他人性交的人在一起?」她問。「你怎麼能夠分享某人,如果你愛他們?」這是她在遠處養成的深刻理解。「當我牽扯其中,我是最大的辯護者。我必須為我的生存辯護。我還有別的謀生方式嗎?」這件為了生存而必須履行的事並未使黛西開始酗酒或用藥,但她確實發展了其它的強迫行為以緩和自己的生活:「我購物。那是我自我治療的方式。」接近她賣淫生活的尾聲時,黛西表示她平日晚間可賺200英鎊,周五或六則是500。她全花了光,因為她無法忍受將之保留。生理傷害也是有的。問及她是否曾遭遇顧客的攻擊,黛西舉起手指出自己臉上少量的傷疤:賣淫無可避免地伴隨著暴力。

所以如果性工作是工作,它是一份怎樣的工作?身體上的危險要素使得一些人將之與男人控制的高風險職業相較,例如鑽井人員;但這些通常是提煉一些貴重的資源,並且提供勞工高於其他同等工作的獎金以補償風險。在賣淫中,唯一製造的產物是男人的高潮,而女人愈是瀕臨險境,則愈是無法設定自己的條件。那麼也許「性工作」屬於奴隸階級的女性勞動類型,如同清潔或育兒 (一個English Collective of Prostitutes與Wages for Housework協會間做成的連結);但我們承認家務是種工作,即便沒有支薪,反之性則普遍被認為是樂趣而不是使人厭煩的義務。所以兩者並不相似。它能夠替代為類似表演或舞蹈-一種全然運用身體的職業嗎?(這裡有個歷史性的連結,舞台上的女人時常在夜間賣淫,或被設想這麼做。)但演員與舞者是著名的公眾人物:賣淫在私下發生,而一如私下從事的大部分事情,它並不給予從事者任何名望,即便她們可能非常熟練。

舞者與演員並不提供使用他們內部器官的權利,且他們接受大量的訓練,這是賣淫所不需要的。事實上,從事賣淫的唯一標準是你擁有一付可穿透的身體,以及一個有意付錢來刺穿它的男人。「性工作是工作」的提倡者喜歡向我們提醒沒有女人實際在販賣她的身體,既然她對身體保留了所有權。但很清楚的,被嫖客購買的東西是身體的整體性-被購買的商品是在特定期間內以及/或是為了進行特定的性活動而使用女人身體的權利。男人從女人這裡購買的不是她的勞動,而是一次性的許可來刺穿她的身體。對賣淫制度的批判經常被指責意圖控制女性的性,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賣淫是由女人的慾望所指揮,她們便不需要藉著被給予報酬來涉入其中:沒有人比支付女人來促進自己高潮的男人對女人的性擁有更大的權力。

「性工作」並非一個中立的詞彙:它悄悄在其背後夾帶了政治的假設,就好像任何其他的方案一般確實。當我們談及「性工作」,我們便認可了一種概念:性是女人的勞動,它同時是那些擁有社會與經濟權力而能在性交中表現得如統治階級的男人的休閒。最使人強烈譴責的是,我們接受女人的身體作為一種可被他人使用的資源般存在。賣淫是一種經濟制度,它不僅透過賣性的女人,更重要的,是藉由製造出需求的男人,對他們進行性交的女人施以暴力並榨取情感代價所建構出來的。有些買春的男人甚至承認他們的行為可能是有害的:一個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針對嫖客的專題報導採訪的男人承認他在將自己視作「最後一個客人」來免除罪惡感之前,感到那「情感上對女人很糟」。黛西在30歲時離開賣淫,並表示她現在「身心合一地感激」。我們只能聆聽她以及如她一般的女人,如果我們以一種誠實揭露賣性必須的代價的語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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